如何更全面、更深入地了解中国?如何进行一项扎实的调查研究?如何写出一份高质量的调研报告?
“调查研究是一种方法,也是一种态度。只有以真实的态度去面对问题,才能获得真实的答案。”暑假期间,中央团校副校长、中国青年志愿者协会副会长廉思牵头举办了一场“全国优秀大学生调查研究公益特训营”。经过层层筛选,来自全国各地的12名大学生成为这次公益培训的“学员”。特别的是,这次公益培训不仅有廉思课题组的调研高手参与授课,还吸引了学界大咖和业内专家作为导师加入,从不同领域和角度分享他们在调查研究中的实践经验和技巧。
培训班课程既包括《调查研究概论》《问卷调查的设计与实施》《调查数据的分析与管理》《关于量化研究的讨论》等“实用性”调查方法,又有《认识中国》《当代青年价值观变迁》等“前沿性”学术理论和社会分析……
“调查研究不仅仅是获取信息,更是一种对真实世界的探索和理解。”在开班仪式上,廉思分享了自己做调查研究的心路历程。2007年,廉思开启了他的第一次调查研究之旅。在北京海淀区唐家岭,他和课题组成员用了两年多时间“蹲守”观察聚居在此的大学毕业生,并创造了“蚁族”这一概念。之后的10多年时间,他们又陆续对高校青年教师、返乡青年、快递小哥、大厂“码农”、新文艺群体、短途货车司机等30多个社会群体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观察。
为何要从一个个群体入手开展调查研究?廉思说:“认识中国不是空洞的,不是靠‘大词’支撑的,只有深入下去,蹲下去看,才能形成系统的、真实的中国镜像。”
“我们希望培养一批青年调查的‘种子’”
参加培训营前,华中科技大学行政管理专业本科生唐晶玉一直在读《毛泽东选集》,却总有一种“雾里看花”的感觉。
在培训营上,浙大宁波理工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刘炳辉从不同角度分析了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寻乌调查》《长冈乡调查》《反对本本主义》等重要调查文章背后的思想内核;北京市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研究员冯丹从国内国际的新形势讲起,分析了新形势下调查研究报告的时代新命……
这是一次把视野往更经典、更前沿方向的拓展。再次翻开《毛泽东选集》,唐晶玉觉得从思想到表达再到背后的实践精神,“可学的东西太多了”。
“如何从经验性认知提升到规律性认识,是调查研究要实现的惊人一跃。”这是带给香港科技大学环球中国研究专业本科生刘一锐很大启发的一句话。在廉思的《调查研究概论》中,他看到了独立思考和批判性思维的重要性。
“做调查研究之前,最重要的是提出一个好的研究问题,然后才是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尝试深化对于调查方法的理解与运用。”之前,刘一锐进行过一些简单的调查研究,但由于缺乏系统性的知识和技能,他通常的做法是用较为正式的方式展开提问,或者使用在线问卷工具。
短短5天的培训,刘一锐先前的“经验”就被推翻了。刘一锐对照课堂内容,形成了一份自己的问题清单:提问方法存在很大问题,有很多客套式的回答,调查问卷数据样本不足,推论出的结果可能并不能反映受访者的真实情况……“我突然意识到,研究者不仅要关注社会脉动,更要深入了解每个人的生活和思想,我们不能将调研对象看作‘小白鼠’或‘工具人’,而是需要将自己融入被调查群体的生活中。”
富有洞察力是成为一名社会学者的前提,对于上海师范大学的陆地来说,这项技能成了自己跨专业到社会学系读研究生的“潘多拉魔盒”。“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为何在上班与上进之间选择了上香”“这届年轻人真的‘躺平’了吗”“数字技术发展如何影响当代青年”……这些有意思的青年话题总能吸引陆地的好奇心。那时,为了尝试用学术理论阐释青年现象背后的逻辑,陆地多是跟在老师同学、师兄师姐后面“模仿”,学习他们的调查研究方法,但一直苦于缺乏系统性的知识体系。“掌握更多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对社会现象能更加敏感”是陆地毫不犹豫选择加入此次培训营的原因。
真正见到导师团后,陆地愈发佩服他们对青年现象的“敏感性”,在发现现象的基础上还能辅以科学的方法进行阐释。每堂课都逐一解开了陆地的疑惑:“开展调查研究的目的,是为了准确了解事物的真相和全貌,把握问题的本质和规律,研究解决问题的思路和对策”“第一个被访者非常关键,他们往往正在或者曾经处于信息的中心点位置上”……
“我们希望培养一批青年调查的‘种子’。”谈起为何要举办一次公益的调查研究培训营,廉思说,“这些年,课题组在调查研究中走了很多弯路,我们发现很多学生有热情、有想法,就是缺正确方法,没有好老师指导,作为过来人,我们想告诉大家如何避免这些‘坑’”。
一定要亲自“到现场去”
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主任潘维教授是导师团成员之一。在他看来,调查研究最具魅力的意义在于,“它能帮助调查者澄清价值观,改变价值观,甚至是创新价值观”。
回想起第一次做调查研究的经历,潘维觉得是在“被迫”中进行的。当年,他在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政治系攻读博士学位,毕业论文主题是研究中国农村问题。潘维心想:“自己从小就在中国农村长大,还能不清楚中国农村?”
潘维一直记得,在作阶段性报告时,他向导师侃侃而谈,收到的评价却是:“你目前得出的结论一点都不新鲜,你想研究中国,做中国农村问题,你得回去找感觉。”就这样,潘维决定回国调研,他走到任何地方都必须完成每天与10位当地人聊天的任务。慢慢地,中国农村的真实样貌被逐渐“刻画”了出来。
“一定要‘到现场去’才能找到事情的真相。网络时代,实地调研能帮我们认识社会现状,而不只是被动地接受网络上的话语来构建自己对于社会的认知。”陆地做了一项统计,几乎每位导师在分享调查研究经历时都数十次提到了“现场”,“实地”和“在场感”是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
曾经,唐晶玉误以为调查研究最重要的是灵感,要先想一个“好”问题,再围绕问题编写一套“完美”的访谈提纲和问卷。如今,她才明白,好问题不是靠灵感,而是靠“浸泡”。“最重要的是进入田野,那些最好的问题和发现往往都是在田野里产生的,甚至能够在研究过程中就产生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法。”
这一点同样让大连海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李宏宇感受颇深。从2017年开始,李宏宇就一直在进行一项“调研中国”的项目,内容涵盖共享单车资源浪费、社区治理、地摊经济与城市治理冲突调试等社会问题,但大多还是通过二手资料和随机访谈等方式开展研究。从进入培训营第一天,他就开始复盘以往的研究过程,“总有问题在源源不断地冒出,尤其是在调研地点典型性、调研方法严谨性和调研报告应用性等方面还存在缺陷”。
“在中国做研究,如果不能真正让学问与现实对话,那么所做的学问就没有意义。”在最后的总结成果“收官”课上,全国政协委员、共青团中央青年志愿者行动指导中心党委书记张朝晖受邀参与了12位年轻学员的对话谈心环节。在他看来,新时代的青年更需要始终保持着一种社会关怀,这就需要大家打破专业限制,多一些与真实社会的接触对话,少一些盲目冲动;多一些建议性方案,少一些怨天尤人,“调查研究其实是一种很好的解决公共性问题的方式”。
“当大家下决心去做社会调查时,最好确定一个自己会持续关注的问题,而且是能够让自己念念不忘的长命题,或许是为某一群体发声,抑或是找到新的发展路径……这种长命题带来的使命感和意义感总会‘勾引’着你不由自主地收集所需要的内容。”张朝晖说。
将调查研究进行到底
“调查研究是一种方法,对于很多学科都适用。”这些年,廉思和课题组成员每天都很忙,看似做着同一件事——“蛰伏在不同群体中进行深度观察研究”,用廉思的话说叫作“观察生物多样性”。发放了几十万份问卷,与社会阶层的各种身份“对话”,总结了数百万字的访谈资料……
调查研究过程中经常会遇到突发状况、各种各样的干扰和阻碍,要想获得真实可靠的结果,除了不断修正调查方法、增长调查时间、增加调查对象外,还需要一份“将调查研究进行到底”的坚持。
这次培训班的招募工作也碰到了些“意外”。廉思原本计划在全国举办3期培训班,每期招募50名学员,报名的基本条件是每人交一份4000字以上的调查报告,并带有个人观点、依据和结论。经过层层筛选,最终只有12名学生达到了报名条件。
看到学员名单时,廉思想不明白,为什么一次大咖云集、内容“硬核”并且还全免费的培训班,竟然没有吸引年轻大学生热情加入?他和课题组成员也总结了很多原因:“招募信息发布太晚”“4000字不抄袭的调查报告是很高的门槛”“地理位置阻碍了很多异地学生报名”……
换一种视角,这次“意料之外”也恰恰促成了一次观察年轻大学生的契机。“如果年轻人缺少对社会的好奇心和探索欲,而是用一种功利化的方式看待需要学习的知识,确实值得担忧。”廉思觉得,年轻人只有通过深入持续的调查研究并保持着不断质疑已有知识的批判精神,才能更好地理解和认识世界。但很多年轻人往往将知识做“短期功利化”的评价,将知识分为“现在有用”和“现在没用”,出于“直接有效”而产生学习动力。
调查研究是一项付出多、见效慢的事,“它不能直接带来学分和成绩的提高,也不会对升学和就业有明显的帮助,有些年轻人难免会觉得这些内容与‘收益’无关”。廉思没有因为这次“失败”而灰心,他觉得只要一点点地把喜欢调查研究的青年聚集起来,一个个“拼图”拼起来,不久的将来就可能描绘出中国社会、中国青年的全貌。
也正是得益于这次“小班”教学,12位学员与“大咖导师团”有了近距离的提问和深度互动的机会,甚至还有专门用于疏解焦虑、指明方向的“额外”课堂。未来一年,12位学员将和廉思课题组一道,观察跟踪青年现象,他们还会独立“上岗”,完成一份调查报告的撰写。
社会现象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综合体,现象的呈现是不分专业的,因此想要解决相应的问题,就需要多学科、多领域的青年加入进来。面向未来,廉思打算继续将调查研究的推广普及到更多的年轻人中,尤其是吸引更多理工科学生加入。“我们的特训营会一直办下去,哪怕每年只能招收10多个认同调查研究理念的学生,我们也会坚持。我们会努力培养学生将调查研究作为看待中国社会的一种方法,希望他们的人生能因特训营而发生一些微小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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