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帮学生走出“心灵之困”

  班里出现一名被诊断患有抑郁症的学生，班主任该怎么办？是把这名学生转交给学校心理老师，还是劝他休学居家，或是请驻校社工为他进行个案辅导？

　　对于这样的问题，如今在上海市宝山区有了明确答复。该区在2021年成为上海市学校社会工作试点区，区内部分小学、初中、高中、职校与上海市阳光社区青少年事务中心签订联驻校协议，把专业社会工作引入学校领域，帮学生走出“心灵之困”。

　　“有心理问题的学生在校园里，很可能会处在班主任管不了、心理老师没空管、亲爹亲妈不会管的境遇。这只会加重他们的心理问题。”华东理工大学社工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费梅苹长期从事青少年社会工作的相关研究，经过大量调研后她发现，破解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光靠学校老师远远不够。

　　中科院心理研究所发布的《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19-2020)》显示，2020年中国青少年的抑郁检出率高达24.6%，其中重度抑郁为7.4%，心理问题成为影响中国青少年健康成长的一大威胁。

　　“事实上，现阶段家庭和学校为抑郁青少年提供的帮助十分有限，抑郁青少年的需求还不能得到全面评估和及时回应，特别需要专业驻校社工来帮忙。”费梅苹说。

　　一把负责“托底”的“保护伞”

　　宝山区的驻校社工从第一次进入校园开始，就把自己定义为一把负责给校园“托底”的“保护伞”。

　　“一是预防心理疾病，二是帮助已经出现心理问题的学生。”上海市阳光社区青少年事务中心宝山工作站社工徐海燕一方面会定期到驻点学校为学生上“预防学生欺凌”的体验课；另一方面，要接收从学校心理老师那里转介来的学生个案。

　　驻校社工，是指1周内最少有3-4天待在学校开展工作的社会工作者。上海社工进学校有两种形式，一是驻校，即1名或多名专业社工进驻1所学校；另一种是联校，即1名或多名专业社工同时联系几所学校，协助德育教师为学生提供专业服务，沟通和化解家长与孩子、家长与学校及学生之间的矛盾。

　　上海早在2002年5月就启动了学校社会工作试点。上海青年管理干部学院教授刘宏森10多年前开始关注驻校、联校社工工作，他在2011年提出过驻校社工需要为学校“托底”的观点。

　　“学校主体工作的重心还是升学率。”刘宏森说，大多数学校无精力、能力给予学生心理上更多的深层关注。曾有一名社工对他说：“有些老师认为社工活动与教学无关，班上人多，教学任务重，怕浪费学习时间。”

　　当真正遇到“问题学生”时，学校更无暇顾及。即便在10多年后的今天，也存在这样的情况。

　　费梅苹在近期调研中遇到了在高一时被诊断患有抑郁症的学生新悦（化名）。新悦在休学治疗一段时间后返校，但仍存在厌学情绪、自伤行为。班主任请心理老师对新悦进行心理疏导，但由于兼顾心理健康课，以及为其他需要帮助的学生提供咨询，心理老师最终分配给新悦的时间很少，她的状况并未出现明显好转。

　　改善家庭关系是优先要解决的问题

　　随着社工进驻学校，一批像新悦一样的青少年被接连转介给驻校社工。社工会分别与抑郁学生、老师、家长开展多次面谈，评估抑郁学生的问题、优势资源和相关需求。最终，他们会以抑郁学生的需求为核心制订服务目标和服务计划，通过开展关系调适、个体增能、体验式小组等服务，帮助抑郁青少年改善状况、走出困境。

　　值得注意的是，绝大多数抑郁学生都将“减少家庭矛盾，回归和谐稳定的家庭生活”视作最优先需要解决的问题。

　　新悦的责任社工告诉记者，青少年抑郁大多由不良家庭关系、同伴关系或师生关系造成。以家庭关系为例，一些父母未给予孩子充分的理解和关心，有的家庭充斥着争吵。

　　新悦曾在初中阶段遭遇过其他学生的欺凌，她将这件事告诉父母后，父母反问她：“为什么他们不欺负别人，光欺负你？”这给她的心理造成了很大伤害，从此不愿再向父母倾诉。

　　另一名学生每次回到家里就将自己锁在房间，父母的争吵和提议离婚令他感到无力、没有存在感和被抛弃，更没有心情学习。

　　这些问题并不是学校老师有能力和精力解决的，但社工可以帮忙，为其开展家庭治疗。每个家庭需要召开3-5次家庭会议，再由家庭成员协商表决制订家庭契约并举行签字仪式，由此建立新的家庭规则，改善家庭关系。

　　上海宝山一所中学的心理老师告诉记者，社工可以上门为抑郁学生家庭提供援助，也可链接社区资源缓解家庭困境，这是学校原有的心理工作、德育工作做不到的。

　　驻校社工试点工作一年的回访问卷结果显示，抑郁学生的请假次数有所减少，能依照学校规定完成学业，部分学生成绩明显提升。在上一次月考中，新悦有一门课成绩提高了60多分。

　　学校社工工作仍需“标准化”

　　一些学生在被确诊抑郁症后，往往面临无法适应校园学习、休学居家的窘境。“这种情况下，社工介入是最优选择。”费梅苹说。刘宏森也认为，及时试点并正式推行社工驻校，是破解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的一个好角度。他介绍，香港地区在2000年实行了“一校一社工”制度，明确了学校社会工作服务的目标、学校社工的角色及服务种类、社工与其他专业人员在处理个案上的分工与合作等，使社工工作有据可依。

　　此前，《国务院未成年人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加强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意见》提出，引入专业力量参与学生管理服务，有条件的地方，可通过建立学校社会工作站、设立社会工作岗位、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推进学校社会工作发展。

　　2022年实施的《上海市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条例》第三十四条规定，探索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者驻校或者联系学校工作机制，依托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站点及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者协助中小学开展法治教育、生命教育、心理健康教育、毒品预防教育、行为矫治等活动。

　　目前，针对社工工作的具体职责、购买服务的标准等问题，尚无明确规定。上海宝山的学校社会工作试点初步探索了家校社一体化的实践模式，为此提供了经验和参考。

　　“从实践来看，虽然抑郁学生的问题表现多样，但这些问题几乎都与学生关系网络中的问题相关。”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张天真在调研了上海多家驻校社工服务机构后发现，社工实际上是“家-校-社”联动的一个媒介，社工与学校德育系统协作为学生提供支持，还可联系社区、社会组织等为学校提供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的支持，并能联系家庭，及时帮助恢复家庭功能。

　　费梅苹认为，学校社工能成为助力抑郁学生走出困境的一支重要专业力量。